十年危机催生“黄马甲”
当代诗歌
来源:本站
2019-06-07

十年危机催生“黄马甲”

  欧洲应对危机采取了财政紧缩与结构性改革“双管齐下”的措施,让民众承受了经济调整的“成本”,却始终未明显感受到“收益”,“被剥夺感”持续累积,转为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怨愤。

孙彦红  11月肇始于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此次运动的最初诉求是反对马克龙政府上调燃油税,之后升级为对政府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全面抗议,并且演变成持续加剧的街头暴力。

随后,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也纷纷响应,民众抗议的浪潮有向欧洲多国蔓延的趋势。   这一现象表明,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去10年,欧盟和欧元区也自2013年起恢复了经济增长,但危机对于欧洲社会层面的冲击尚未退去,仍在持续发酵中。

危机究竟从哪些方面对欧洲社会造成了冲击?欧洲的社会矛盾缘何有增无减?就业形势恶化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欧盟因与美国经济联系极为紧密而遭受严重冲击,此后又陷入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直到2013年才开始缓慢复苏。

危机导致欧洲经济长期低迷,诸多成员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持续加剧。   历经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欧盟所受的冲击不仅反映在经济层面,也反映在社会层面,由经济长期低迷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断发酵。 一方面,危机造成欧洲企业大量破产,另一方面又造成欧洲银行业坏账问题凸显,两者都抑制了投资复苏的步伐,加之欧洲一体化前景堪忧导致投资者信心始终无法提振,欧盟和欧元区的投资水平迟迟难以恢复,至今仍低于2007年的危机前峰值。

  投资复苏乏力,就业状况自然难以改善,欧盟不少成员国的失业率至今仍在高位徘徊。

尤其作为欧元区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法国和意大利,目前仍受高失业率困扰。 法国的失业率由2007年的%攀升至2015年的%,2018年第三季度仍高达9%,青年失业率为22%。 意大利的失业率由2007年的%一路攀升至2014的%,2018年第三季度仍高达%,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35%。   而西班牙、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的就业状况更为糟糕,尤其是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15%,青年失业率为38%。 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居民家庭收入持续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和累积。

欧洲各国应对不力  欧洲应对危机采取了财政紧缩与结构性改革“双管齐下”的措施,让民众承受了经济调整的“成本”,却始终未明显感受到“收益”,“被剥夺感”持续累积,转为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怨愤。

2009年欧债危机在希腊爆发并迅速向他国蔓延,欧盟随即开始全面实行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并要求部分成员国强力推行结构性改革。 回顾过去几年欧洲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欧洲在经济低迷时长期实施“财政紧缩+结构性改革”的措施,药方过于简单粗暴,且事前对其“副作用”估计不足。

  从财政紧缩上看,无论是增加税收,还是压缩公共部门开支,尤其是压缩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公共开支,都导致民众收入减少,同时降低民众获得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民众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

  从结构性改革上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削减福利,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压低养老金水平等,也会遭遇民众强烈抵触。

更为重要的是,民众承受的上述“成本”并未通过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渠道得到补偿。   长期而言,推行旨在提升公共部门效率和激发市场活力的结构性改革的确是欧洲国家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但是改革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调整成本,另一方面又不可能立竿见影地释放出经济增长和就业效应,此时再推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无疑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从而加剧民众痛苦,尤其是会导致底层民众的怨愤情绪不断累积。

  “黄马甲”运动表明,当前法国民众对于“财政紧缩+结构性改革”措施的心理承受力已经达到临界点,任何一项额外措施都可能引爆民众愤怒情绪的“火药桶”。   为平息民愤,马克龙政府宣布出台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燃油税上调计划、自2019年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0欧元(增加部分由政府负责)、不增加月收入低于2000欧元的退休人员缴纳的普通社会保险捐税、免除加班工资所得税,等等。

这些措施表明,为保证社会稳定,法国政府已经开始被迫调整经济政策的主基调,不再坚持财政紧缩,而结构性改革也在走回头路。

  实际上,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未发生暴力冲突事件,但是政府也已开始迎合民众诉求,调整经济政策。 意大利2018年大选后上台的新政府已宣布将废除2011年启动的养老金改革的部分内容,而英国保守党政府也宣布将于2019年终止财政紧缩措施。

民众不满与日俱增  除了危机和欧洲应对危机的措施带来的冲击,过去几年,由中东北非大量涌入的难民也使得欧洲社会形势“雪上加霜”,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民众不安全感陡增。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归咎于本国政府,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怀疑和对欧盟层面的抱怨也与日俱增。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且从中获益的精英群体,与难以从中获益进而对一体化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草根大众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 在普通民众看来,由欧洲精英主导的财政紧缩、结构性改革和应对难民潮的措施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无效的,无一令人满意。 在此背景下,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反建制政党和极端政党在欧洲各国崛起,有的首次进入议会,有的成为议会主要党派,有的甚至得以上台执政,成为左右本国和欧洲未来对内对外政策走向的关键力量。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世界财富分配不平等持续加剧的现象,呼吁各国政府找到缓解乃至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

  可以说,当前底层民众的迷茫、不满乃至愤怒情绪使得欧洲国家的改革与联合走进了“死胡同”。

民众几乎不再接受任何改革,对推进一体化也逐渐丧失了热情,精英们则因失去了民众支持而束手无策,既拿不出一套兼顾效率与更公平分配的经济社会解决方案,又无力推进欧洲一体化继续前行。 大众与精英渐行渐远使得重新凝聚共识愈发艰难,欧洲发展前景更显暗淡。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以来,受到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影响,欧洲经济增长整体上再现下行趋势,尤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大国经济同比增速均开始下滑,这对于本就堪忧的欧洲社会状况而言绝非好消息。   2019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欧洲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或将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特别是2019年5月欧洲议会将进行换届选举,届时欧洲民众会做出何种选择,是我们观察欧洲社会乃至政治走向的重要窗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欧洲科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意大利研究会秘书长)来源:2018年12月2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26期《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本期更多文章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微博、微信客户端:“环球杂志”。